
【作者】沈桂萍,浙江大學國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李軍龍,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在讀博士研究生。
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由各民族優秀文化匯集而成,各民族文化互鑒融通成就了中華文化共同性。藏傳佛教作為中國佛教三大體系之一,是佛教與青藏高原本土文化、中原文化互動融合而成,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是從中華各民族共創中華文化、共育偉大中華民族精神的歷程中演變而來的。自形成伊始,護國利民、愛國愛教便成為其傳承、弘揚和踐行的基本理念和行為準則,藏傳佛教界形成了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光榮傳統。新中國成立后,藏傳佛教走上了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新征程。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現有藏傳佛教寺廟3800多座,僧尼16萬多人,其中活佛1700多位。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全球化、信息化進程不斷加速,包括藏傳佛教在內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美西方反華勢力借機制造涉藏議題,加緊向我國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滲透,如將西藏歷史、藏傳佛教、藏族文化進行“去中國化”的話語建構,既干擾了各族信教群眾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和宗教觀(簡稱“五觀”),也干擾了藏傳佛教的健康傳承。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對群眾的教育引導,廣泛發動群眾參與反分裂斗爭,形成維護穩定的銅墻鐵壁”,“要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在2021年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深入推進宗教中國化,不斷增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的“五個認同”,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文化。這表明,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既是落實黨中央關于宗教中國化重要戰略部署的需要,也是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凝聚人心、打贏意識形態爭奪戰、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應有之義。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環境,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不僅要推動藏傳佛教更好地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還要推動藏傳佛教界承擔起意識形態領域反分裂、維護中華民族團結統一、增進“五個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任務。
一、關于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學理闡釋
自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以來,宗教中國化怎么看、怎么辦,成為我國學者研討的熱點話題。2020年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后,各級黨政部門、藏學界和藏傳佛教界舉行各種政策宣傳會、理論研討會、工作交流會,圍繞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歷史特點、時代使命以及實施路徑等進行學理探討和政策闡釋,形成許多共識性的研究成果,為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打下了重要理論基礎。
(一)關于藏傳佛教中國化內涵和屬性的探討
“藏傳佛教中國化”剛被提出時,有人認為這一提法隱藏了藏傳佛教不是中國宗教的指向,也有人認為藏傳佛教在歷史上已經完成了中國化,無需再提“中國化”,十四世達賴集團及境內外反華勢力甚至直接把“藏傳佛教中國化”妖魔化為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漢化”、“同化”戰略。面對這些模糊的或具偏差的認識,以及敵對勢力的蓄意反動歪曲宣傳,廣大學者們站在黨中央關于“宗教中國化”整體戰略高度,對“藏傳佛教中國化”命題進行正確的學理闡釋。沈衛榮認為,“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藏傳佛教也是中國佛教共同體的一個重要部分,這是一個既定和確鑿的事實,但它與藏傳佛教中國化這一命題并不互相矛盾、沖突,前者是不能成為后者是一個偽命題的理由的”;陸軍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藏傳佛教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的重要論述,以中央權威的聲音重申確證了“藏傳佛教屬于中國佛教”的合法性身份地位,確立了“藏傳佛教與國家關系”上的原則性認知框架,對于統一、規范藏傳佛教界、學界和社會上的思想認識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廖云路認為,藏傳佛教具有“雙向雙化”的特點,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應“以西藏社會現代化推動藏傳佛教的現代化,從而實現藏傳佛教中國化的發展目標”。
(二)關于藏傳佛教中國化歷程的探討
班班多杰闡釋了藏傳佛教是在與中原文化互動中發展演變的,認為“藏傳佛教的傳入、形成、發展過程就是一個本土化、中國化的過程,藏傳佛教是中國佛教的有機組成部分,藏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鄭堆認為,“中國三大語系佛教義理相同,佛法不二,均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雖然各有特色,但是從本質上二者同源共生、根脈一體,在互相吸收融合進程中,共同推進了佛教的中國化,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中華文化色彩;石碩、王鑫源認為,藏傳佛教是根植于中國土壤不斷發展起來的,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藏傳佛教中國化既是其歷史發展進程中不斷適應時代、社會發展的結果,也是不斷滿足民眾需求并實現自身進步的結果;孫悟湖認為,漢傳佛教為藏傳佛教中國化樹立了坐標參照;張云認為,佛教自傳入西藏伊始就受到漢傳佛教的影響,并大量吸收了儒家思想、內地制度文明以及多民族風俗,維護統一、抵御入侵、護國利民是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歷史主線。陳慶英、郭衛平、馮智、尕藏加等學者從不同研究視角,闡釋了藏傳佛教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形成“愛國愛教,護國利民,順應時代,與時俱進”等中國佛教共有的基本精神。
(三)關于新時代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怎么辦的探討
當前,學者們對“怎么辦”問題的探討主要聚焦于三個方面:一是推進藏傳佛教教義闡釋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和文化體系相適應。陳宗榮認為,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應在宗教界人士和信眾中增強法治教育,宣揚國法大于教規,宣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鄭堆、張涵靜認為,藏傳佛教教義應在中國法律體系的框架內進行闡釋和實踐;徐東明認為,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重中之重就在于解決好僧尼、教職人員正確認識國法和教規、傳統與現代、出世與入世的關系,解決政教合一思想殘余等問題;劉潔認為,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積極吸收國家法律法規內容,對藏傳佛教教規教義進行新闡釋,幫助僧尼樹立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治意識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的迫切要求。
二是推進藏傳佛教在中國化進程中履行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時代使命。李德成認為,藏傳佛教是中華文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必須承擔起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的重要職責,參與到中華文化建設中來,豐富中華文化的特征和品質;尕藏加認為,藏傳佛教中國化需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眾,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中國發展進步、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班班多杰認為,立足中國本土,植根中華文化,傳承保護西藏優秀傳統文化是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時代使命;次仁多吉認為,新時代藏傳佛教中國化必須弘揚優良傳統,引導信教群眾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增進信教群眾的“五個認同”;旦科認為,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的任務之一就是要通過開展“五史”教育,引導廣大信眾樹立正確的“五觀”,做好宗教領域的反分裂工作。
三是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沈衛榮認為,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需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強調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的一體性,積極推進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最大限度地保護好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旗幟鮮明地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義思想和行為;楊勝利認為,應大力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加強三大語系佛教間的交流與團結,“既要尊重三大語系佛教存在的差異,又要以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基礎,加強不同語系佛教之間的交流學習”;嘉木樣·凱朝、王帥認為,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處理藏傳佛教事務的重要指導思想,藏傳佛教中國化最終要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信教的各族同胞的心靈深處不斷生根發芽;石碩、王鑫源認為,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就是要讓藏傳佛教積極參與到新時代中國社會的整體建設和發展之中,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發揮積極作用;索南才讓認為,藏傳佛教中國化必須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必須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下進行,必須發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綜合諸多學者的研究探討成果,筆者認為,從歷史上看,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同根同源,是扎根于中華文化,吸收古代藏族社會民俗文化,并在與漢傳佛教文化交流互鑒中形成發展的。藏傳佛教中國化歷程既是不斷自我變革、適應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政治環境的過程,也是與漢傳佛教交融互鑒,共筑中華傳統佛教文化、維護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過程。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歷史成果是中國佛教界形成了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的愛國主義傳統,共同構筑了中國佛教文化精神。新時代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是一個由表及里、由外到內逐步深入的過程,表層主要解決藏傳佛教對外樹立起“中國佛教”思維,對內樹立起“依法治教”而不是“以教治教”的法治觀念;中層主要是建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體系相適應的藏傳佛教管理制度體系;深層主要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傳統教義教規新闡釋,構建起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相適應、符合中華優秀文化價值體系的藏傳佛教教義思想體系。總之,新時代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根本使命,是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礎上,推動藏傳佛教健康傳承,增強各族人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以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引領新時代藏傳佛教中國化建設
2023年6月,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重大命題,其核心任務是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準確把握“兩個結合”,堅定中華文化自信。同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著眼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斷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各民族對中華民族文化精神認同、情感歸屬和價值共識的總和。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既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組成部分,也是習近平文化思想關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任務。縱觀習近平總書記的相關論述,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主要可以分為“怎么看”和“怎么辦”兩部分。“怎么看”的核心是怎么看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間的關系,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闡釋了“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其中當然也包括藏傳佛教界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在“怎么辦”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在各族干部群眾中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五史”教育,“教育引導各族群眾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構建和運用中華文化特征、中華民族精神、中國國際形象的表達體系,不斷增強各族群眾的中華文化認同”,堅定文化自信。
藏傳佛教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歷史上藏傳佛教中國化,一方面吸收了漢傳佛教、中原文化等文化精華,另一方面也在與其他民族的佛教文化交流中,共同鑄就中華佛教文化共同性,包括圣地、寺院、佛塔、法器等在內的藏傳佛教物質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的物質文明,比如扎什倫布寺、哲蚌寺等成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布達拉宮、大昭寺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包括教義經典、文學藝術、音樂舞蹈在內的藏傳佛教精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中華文化的精神文明。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既要弘揚愛國主義等中華民族精神,也要研究和挖掘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構建具有中華文化特征、中華民族精神、中國國家形象的表達體系。結合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有關重要論述,筆者認為新時代藏傳佛教中國化,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推動藏傳佛教教義新闡釋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深度契合,樹立和突出中華佛教文化共同性因素,建設符合新時代的中國藏傳佛教新面貌,承擔起以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統領藏傳佛教宗教思想文化建設的時代使命。
(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建設適應新時代的中國藏傳佛教新面貌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包括信教和不信教群眾在內的各族人民的共同價值追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宗教界努力探索適應時代發展、社會進步的新理念,如佛教界提出了“人間佛教”理念,道教界提出了匡正道風、提高素質、培養人才、實現現代轉型等理念;伊斯蘭教界提出了深化“解經”工作以及弘揚愛國、團結、和平、中道、寬容、善行等理念;天主教界提出了深入推進“民主辦教”的主張;基督教界以“愛國、守法、和諧、誠信”等為主題開展神學思想建設等。宗教界的上述探索,確保了各自宗教跟上時代步伐。
新時代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藏傳佛教思想觀念、組織制度和教風建設中,在宗教教義教規、組織制度上體現,在行為規范上恪守,并將其作為鮮明的精神軸線貫穿藏傳佛教各要素、全過程,使之成為藏傳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的自覺追求;支持藏傳佛教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中華民族傳統禮儀文化,樹立中華民族文明新風尚,自覺革除傳統教義教規和宗教道德文化中的陳規陋習,做到移風易俗,形成健康文明的宗教生活習俗;構建具有中華文化特征、中華民族精神的新時代藏傳佛教思想和話語表達體系,在禮儀習俗等方面形成中國氣質,在宗教建筑、服飾、音樂、雕塑、繪畫、裝飾等文化形式方面體現中國風格,真正融入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二)挖掘藏傳佛教思想文化積極因素,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思想文化的共同性
宗教是人類的一種文化創造,宗教文化主要體現在精神、制度和器物三個層面。宗教精神文化主要包括宗教經典教義、神學思想觀念、宗教倫理藝術等。各種人間力量和自然力量一旦被建構成信仰或被崇拜的對象,人們就會以不同的方式,諸如神學理論、宗教神話、宗教道德、文學詩歌、音樂繪畫、禮儀節慶等符號對之進行闡釋和表達。藏傳佛教制度文化主要包括藏傳佛教組織結構、教階制度、禮儀教規、修持方式等。這些既是藏傳佛教信仰的外在表現,也是信仰活動和宗教行為得以有序進行的保證。藏傳佛教的器物文化主要指運用各種物質手段表達與展示信仰,包括寺廟、佛像、經書、服飾等進行藏傳佛教活動時所需的一切物品和場所。
歷史上,我國各大宗教文化都是在中華文化共同體中發展演變而來的,如漢傳佛教在教義、建筑、文學、藝術等方面與儒、道取長補短。新時代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必然要推動藏傳佛教傳統文化與中華優秀文化深度契合應深入挖掘藏傳佛教傳統思想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思想文化特別是漢傳佛教互鑒融通的內容,并進行創造性轉化;在藏傳佛教經典及其注解中,挖掘藏傳佛教在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思想道德方面的積極因素。如藏傳佛教“四法印”、“四圣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等核心教義蘊含著慈悲行善、無私利他、揚善抑惡的價值取向,這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仁愛”、“和諧”等價值取向相契合。如藏傳佛教傳統教義闡釋中會通中華傳統“和諧共生”的宇宙觀、“兼收并蓄”的文化觀、“謙和禮讓”的道德觀、“崇尚和合、和而不同”的社會觀等價值取向,在藏傳佛教新闡釋的話語體系中突出體現“藏傳佛教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增強藏傳佛教自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使命感、責任感。
(三)突出和樹立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積極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西藏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出了實施傳承優秀中華文化的“五大工程”,規劃建設、調整完善了一批體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中華文化特征、彰顯中華民族視覺形象的工程項目。目前,西藏各地基層公共文化建設,如博物館、廣場等樹立的文化符號和雕塑,在展示民族特色文化的同時,重視突出和樹立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特別是一些中小學的校園墻壁標語、圖書角、民族團結主題活動等較為生動地展示了各民族共有的歷史文化符號。
各地藏傳佛教寺廟在中國化的實踐探索中,應融入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相關要求,如在寺廟宣傳欄目、建筑裝飾,壁畫、唐卡等多個方面融入各民族“共同開發祖國錦繡河山”、“共同締造祖國悠久歷史”、“共同創造燦爛中華文化”的內容,展示闡釋“共同培育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等中華民族共同性、中華文化特別是佛教文化共同性的符號和精神;在寺廟文化活動中注重構建和運用體現國家形象的表達體系,如國旗、國徽等國家象征標識,軍民團結守邊疆等國家象征形象,藏傳佛教界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歷史人物形象等,鼓勵寺廟結合春節、藏歷新年、雪頓節、薩噶達瓦節等重要節點,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潤物細無聲地展現中華民族大家庭各族同胞在語言文字、戲曲、飲食、社會風尚、節慶文化等方面的共享文化符號信息,闡釋各民族共享文化符號孕育的各民族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精神;鼓勵各地寺廟有針對性地探索寺廟文化旅游促進各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如在寺廟文旅產品設計中,增加寺廟中華文化體驗館、陳列館等主題展館,挖掘整理、提煉概括藏傳佛教寺廟對維護國家統一、推動中華民族發展進步以及藏傳佛教對中華文化的貢獻等內容;在寺廟文旅建設中融入“五觀”教育,如在解說詞中融入藏傳佛教愛國愛教、護國利民、利益眾生的優良傳統,藏傳佛教歷史上推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發揮的紐帶作用的內容等;寺廟可舉行“寺廟中華文化展”等活動,挖掘藏傳佛教寺廟中蘊藏的中華文化資源,讓藏傳佛教建筑藝術、繪畫藝術、文物遺產等自己“發聲”,展示闡釋歷史上藏傳佛教與中原大地交流互鑒,共同成就了中華優秀文化共同性等;在寺廟文旅中設計“中華民族一家親”體驗活動,增強廣大信教群眾與游客之間共有歷史文化體驗與互動,增進廣大僧尼對中華民族共有歷史文化的認同,增強藏傳佛教信眾的中華民族自豪感和中華文化認同感;組織僧尼、信眾參與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活動,在寺廟景點制作、分發有關“中華民族一家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主題的宣傳手冊等,推動藏傳佛教與外界文化交流互鑒。
(四)建設適應新時代的中國藏傳佛教教義思想和表達體系,闡釋好藏傳佛教教義的時代內涵
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本質上是藏傳佛教自身的一次時代變革,其根本任務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藏傳佛教思想建設,融入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既要在尊重經典核心要義基礎上開展藏傳佛教經典新編新譯和新注工作,也要支持藏傳佛教深入開展教義教規新闡釋,深入挖掘教義教規中有利于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增強藏傳佛教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既要適應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也要融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成具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藏傳佛教新文化,特別是在藏傳佛教經典教義闡釋上、宗教制度建設上、宗教活動方式上、音樂服飾建筑表達上,建設體現當代中國形象的表達體系。
在推動建設新時代藏傳佛教思想和教義闡釋工作中,可鼓勵藏傳佛教界將當代中國思想觀念、時代精神融入藏傳佛教思想建設,進行系統化研究和理論化集成,形成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適應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中國特色藏傳佛教思想和話語表達體系,為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提供思想理論支撐。目前,藏傳佛教教義闡釋工作已經取得突出成果,如《藏傳佛教教義闡釋研究文集》等著作的出版。這些教義教規新闡釋大都體現出時代特色,即注重回答廣大信教群眾密切關注的社會問題;構建具有愛國統一、民族團結、宗教和諧的現代教義思想體系;注重使用當代話語表達,深入淺出、準確透徹地向信眾闡釋好藏傳佛教教義的時代內涵。今后,可以組織藏傳佛教界的高僧大德深度挖掘并宣講藏傳佛教教規教義中的積極內容,提高宣講主體與受眾主體的互動交流;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體,打造新時代藏傳佛教教義新闡釋的表達和傳播體系,將藏傳佛教教義新闡釋中促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安全統一等積極向上、文明健康的內容,通過動漫解說、短視頻制作等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和敘述方式,融入寺廟文化創作和日常學經活動中,引導寺廟僧尼正確認知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時代內涵與核心要義。
三、以藏傳佛教中國化,維護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
西藏地處反分裂斗爭第一線,其宗教意識形態領域反分裂斗爭始終是國家與境內外敵對勢力斗爭的主戰場。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承擔著排除分裂思想滲透干擾、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使命。藏傳佛教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屬性,既可以是促進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的社會力量,也可能成為西方反華勢力和達賴集團利用和滲透的對象。加之傳統教義中“根本上師”、“政教合一”等思想殘余的消極影響,為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藏傳佛教進行滲透破壞提供了條件。境外敵對勢力分裂思想滲透,主要表現為由美西方政府機構、美西方非政府組織、美西方主流媒體等組織機構,建構藏傳佛教“去中國化”話語敘事,或通過互聯網制造聲勢,進行輿論炒作,或通過境外達賴集團杜撰、境內傳播不實信息等,干擾信眾對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正確認知,如“不信仰藏傳佛教就不是藏族”、“藏族文化來源于南亞次大陸”等虛假敘事,曲解歷史上西藏地方與祖國、藏族與中華民族、藏傳佛教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系,刻意制造“藏傳佛教”和“中國宗教”的對立等。這些“去中國化”話語既不利于我國藏傳佛教健康傳承,也不利于藏傳佛教信眾增強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認同。
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必須鞏固深化藏傳佛教是中國法律制度框架體系下的中國佛教意識,強化藏傳佛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種共同精神財富的意識,引導信眾自覺抵制“去中國化”話語干擾,增強各族信眾“三個意識”(即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治意識)、樹立正確“五觀”、堅定“五個認同”。換句話說,增強包括藏傳佛教界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中華文化認同,防范化解意識形態“去中華文化”化、“去中國佛教”化,維護中華民族團結統一,是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的特殊使命。
(一)深化“五史”、“五觀”教育,不斷增強藏傳佛教界的“五個認同”,鞏固共同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
“五個認同”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斗的思想政治基礎,也是藏傳佛教健康傳承之基、安身立命之本。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維護中華民族團結統一,鞏固共同團結奮進的思想基礎,必然要求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有針對性地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等“五史”教育,引導信眾深刻理解黨情、國情、社情和教情,弘揚愛國精神,講大局、講法治、講科學、講愛心,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引導信眾聽黨話、感黨恩、跟黨走。
在藏傳佛教寺廟、教職人員、僧尼群眾中深入開展“五史”教育,特別是西藏地方和祖國關系史教育,引導廣大信教群眾深刻認識到西藏各族同胞與中華民族大家庭各族同胞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歷史文化,藏族同胞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血脈相連、情感相依的重要成員,引導信眾樹立正確的“五觀”,夯實中華民族共有歷史文化記憶。在藏傳佛教界進一步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這是推動中國佛教交流互鑒、促進藏傳佛教健康傳承、落地落實藏傳佛教中國化各項目標的重要途徑。通過線下集中培訓,提升寺廟僧尼、教職人員以及寺管會干部掌握運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能力水平,如近年來,西藏昌都市舉辦的藏傳佛教教職人員教育培訓班以及拉薩市林周縣宗教事務局組織僧尼開展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培訓班,成效顯著;著力打造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全媒體網絡宣教體系,利用互聯網覆蓋度廣、信息載量大等特點,為廣大僧尼在日常生活學習、運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營造良好的環境氛圍,更好地增進藏傳佛教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
(二)引導藏傳佛教信眾增強國家意識、公民意識和法治意識,堅持獨立自辦的憲法底線
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首先是國家公民,宗教團體、宗教場所、宗教活動涉及公共利益,遵守憲法法律是公民的基本義務,不允許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教。我國是政教分離的國家,“法”就是國家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是保護社會團體和公民合法權益、規范社會關系的準則。藏傳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作為國家公民,必須遵紀守法。“法”體現國家意志,具有普遍約束力,必須強制執行,而“教規”是以信仰為基礎的行為規范,屬于自律行為,沒有強制力。“國法”大于“教規”,“教規”不能違背“國法”是宗教適應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底線原則。
獨立自主自辦宗教是憲法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隨著對外開放深入推進,我國在宗教方面的對外交往和聯系日益增多,一段時間以來,境外一些宗教組織企圖控制我國宗教。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堅持我國宗教獨立自主自辦的憲法原則,堅持藏傳佛教事務不受境外勢力支配的憲法底線。只有藏傳佛教信眾內心深處牢固樹立起國家意識、公民意識和法治意識,才能在內心深處構筑起反對各種分裂思想滲透顛覆、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堅固思想長城。在正面宣傳引領的同時,采用理論研究、宣講解讀、輿論駁斥等方式,深入揭批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藏傳佛教散播錯誤思潮的分裂本質,及時澄清敵對勢力蓄意抹黑我國宗教政策、歪曲歷史事實的不當言論和有害信息,幫助廣大僧尼和信眾廓清模糊認識。
(三)構建依法辦教的現代寺廟管理制度體系,推動藏傳佛教內部管理制度的現代轉型
藏傳佛教適應社會主義社會的歷程,是按照“政教分離”原則,運用民主辦教、依法活動、服務社會等現代理念,不斷建設與時代發展、社會進步相適應的藏傳佛教管理制度體系的過程。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藏傳佛教在“政教合一”制度下擁有絕對權威,既包括世俗特權,也包括宗教在信眾控制中產生的宗教權威。雖然經過民主改革實現了政教分離,但其消極影響還沒有被徹底肅清。因此,應進一步深化“依法治教”理念,推動藏傳佛教自覺改革傳統教育制度、組織制度和宗教社會服務方式,成為公民信仰生活的組成部分,真正踐行和實現“以法治教”。
藏傳佛教寺廟承擔著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民族團結以及國家安全等社會責任。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藏傳佛教寺廟管理、組織制度和教風建設中,引導藏傳佛教寺廟內部管理和組織制度跟上時代步伐,特別是深入推動藏傳佛教活動場所管理制度的變革,引入現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建立依法管理、民主辦教、社會監督相統一的寺廟管理體制機制,自覺契合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從根本上完成藏傳佛教內部管理制度的現代轉型。
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深入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必然承擔著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精神和文化根基的時代使命。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浸潤,充分利用中國佛教共有精神和話語表達,深入挖掘藏傳佛教教義中有利于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宗教和順安寧、信眾積極向善等思想內容;運用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對藏傳佛教教義進行新闡釋、新表達、新傳播,加強藏傳佛教界“四個共同”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宣教,講好藏傳佛教愛國愛教的歷史傳統和共同抵御外來侵略的歷史史實,講好藏傳佛教推動各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牢牢樹立“國法大于教規、公民大于教民”的觀念,增強信教群眾的法治意識,不斷增進“五個認同”,不斷提升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自覺抵御敵對勢力意識形態滲透、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能力水平,增強中華民族共有歷史文化自信。

原文刊載于《西藏研究》2024年第4期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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