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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研究——社會變遷與制度轉型研究

發布時間:2023-05-22 16:40:02 | 來源: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 作者: | 責任編輯:

二、社會研究

本年度社會研究有專著約30部、論文約140篇,專著數量較往年略有增加,而論文數量減少明顯。

從研究人員分析,北京、西藏及涉藏工作重點省藏學研究機構、智庫、高校及相關科研院所依然是中國藏學社會研究的主力,此類機構的學科生態與發展直接影響中國藏學科研成果的整體水平及涉藏工作重點省區域研究的此消彼長。

從研究對象分析,西藏自治區依然是學者關注的熱點,其次是青海、四川藏族地區,云南藏族地區受關注度逐漸增加,社會研究成果呈明顯遞增趨勢。

從研究內容分析,緊跟國家宏觀政策、社會熱點,堅持正面引導是中國藏學社會研究的主要特征,社會變遷與制度轉型、區域發展、社會管理與社會穩定等主題持續受關注,依法治藏、民族團結、共享式發展、脫貧是中國藏學社會研究的熱詞,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民族走廊、邊緣族群更加吸引學者視線。西藏自治區社科院首次出版《西藏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年度報告(2016)》,說明地方藏學機構開始重視學科史的梳理與總結。

從研究理論與方法分析,在多年發展的基礎上,中國藏學社會研究已基本形成追求學術化、規范化的發展趨勢,研究成果質量穩定提高。

(一)社會變遷與制度轉型研究

段毅君的《依法治藏論:以藏區應急治理為視角》(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一書,在我國現行“中央—地方”政治體制下考察中央與地方政府對藏地社會治理目標的差異性追求,并以藏族地區地方政府應急治理為研究對象,分析地方政府在群體性突發應急事件治理過程中的執法過程及主要考量因素,建立適應藏地特征并能有效預防和處理藏地群體性突發應急事件的法律制度。對政府治理與群眾自治的有機銜接,該書提出明晰政府管理與群眾自治的邊界、做好分類放權和群眾自治的對接、引導和推動群眾做好自主管理、強化政府監管和支持服務等理論思考。全書共5章。

孫向軍的《全面推進依法治藏若干重要問題》(西藏人民出版社)一書共7章,主要內容包括全面推進依法治藏與黨中央治藏方略、依法治藏與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推進依法治藏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藏與貫徹憲法精神、培育法律信仰和法治文化、依法治藏與以德治藏相結合、緊緊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

楊成洲、楊帆的《當代西藏家庭住房變動分析——以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認為近年來西藏家庭住房條件得到了明顯改善,西藏住房自有率始終處于較高水平,而租賃率水平較低;市場化程度較低,但城鎮地區發展迅速;家庭住房的教育分化和職業分化特征明顯;2000年以來,家庭的居住空間和環境大為改善,但城鄉存在較大結構性差異和不均衡現象;住房價格不斷攀升。文章建議拓寬農牧民、城鎮家庭居民收入渠道,推進住房商品化改革和住房保障體系建設,提升完善家庭住房配套設施。

任赟娟的《一個藏族村落“男人節”的多層社會記憶——普蘭縣科迦村節慶“普堆羌”的傳統及其變遷》(《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考察了“普堆羌”演變為“男人節”前后的稱謂表述、源流圖景和儀節流程;比照節日內容、形式和象征層面所產生的社會記憶,認為儀式慶典作為傳遞地方歷史的重要媒介,其傳統和變遷存續了多層的社會記憶。

祁進玉、央金拉姆的《定居牧民的宗教生活與社會適應性調查研究——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鎮為例》(《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分析移民搬遷與城鎮化游牧定居過程中,個體與群體的信仰體系與宗教生活變遷及其相互影響,認為當傳統意義上的世俗生活受到現代性的沖擊而發生變遷時,游牧民傳統的生計與認知都在因場域的變化而主動或被動地作出全新的適應。

崔冀娜、王健等人的《青海藏區移民生計轉型意愿及其代際差異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9期)一文,認為城鎮融入是增強青海藏族地區移民生計轉型意愿的重要因素,新一代移民更注重文化融入和身份認同的影響,老一代移民則更傾向于社會參與的影響;公平感知在城鎮融入與生計轉型意愿之間具有調節作用,良好的公平感知能夠促進兩代移民更愿意選擇生計轉型,且新一代移民更加明顯;城鎮融入、公平感知對生計轉型意愿的影響存在明顯的代際差異。

旦正才旦的《“聯結”與“斷裂”:藏族與撒拉族之間的“許乎”“達尼希”關系及其變遷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2期)一文,認為經濟交往是兩族群族際交往的主線,通常借助“許乎”“達尼希”(好朋友、熟識者)關系網絡來展開,基于經濟交往的需要也成為這一特殊跨族群人際關系網絡形成的主要機制。社會轉型時期此種關系賴以存在的機制和社會條件變化,如今循化地區撒拉族與藏族之間“許乎”“達尼希”關系網絡基本上已“斷裂”。

楊士宏、楊隆的《改革開放四十年民族地區社會變遷研究——以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遜村為個案》(《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5期)一文,認為卓遜村社會經濟長足發展,農村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生產結構從解構到重構;一元經濟到多元經濟發生了跨越性巨變,具體表現為思想觀念現代化、生產設備機械化、生活用具電器化、信息通信網絡化、資源利用有序化。在黨和政府領導下,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已經形成。

陸雙梅的《手機與云南藏區社會空間的再生產》(《新聞大學》第2期)一文,認為手機打破了既往寺院與村落之間的區隔,在二者之間建構了新的宗教空間;手機促進國家力量對寺院和村落社會空間的介入,改變著僧侶、村民與國家公職人員的社會交往,使藏地宗教、政治、經濟和社會交往處于一種現代轉型的流變過程中;手機推動了跨越族群文化空間的交流與互動,也呈現了族群文化的沖突和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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