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古
本年度的考古研究成果較多,特別是一批高質量著作和遺址挖掘簡報的發表,加重了考古研究的分量。
著作方面,霍巍的《青藏高原考古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一書分西藏史前考古與西藏文明起源,吐蕃王朝及其考古文化,吐蕃時代的物質文明,唐代碑銘與吐蕃交通,吐蕃分治時期的城堡、宮殿與寺院,綜論等 6章,其中重點就卡若文化、曲貢文化、藏王墓考古、青海都蘭吐蕃墓、吐蕃苯教喪葬儀軌源流的考古學考察、昂仁古墓葬的調查發掘與吐蕃時期的喪葬習俗、西藏新出土的早期黃金制品、帶柄銅鏡及其相關問題、吐蕃王冠與突厥王冠、西藏西部出土古代絲織物、吐蕃與中原及中亞、南亞的文化交流、吉隆貢塘王城、卓瑪拉康遺址、阿里貢塘王國、古格王朝、皮央佛寺遺址、東嘎石窟、卡俄普石窟、帕爾嘎爾布石窟等進行了討論。在綜論部分,作者對西藏考古工作做了相對全面的回顧。
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主編的《西藏文物考古研究(第 2輯)》(科學出版社)一書以西藏文物考古與古建筑為主要討論對象,收錄了《林周旁多水利樞紐工程考古調查及發掘報告》《淺析 2012年度西藏阿里地區噶爾縣故如甲木墓地及卡爾東遺址考古新收獲》《西藏石窟寺綜述》《西藏吉隆縣帕巴寺保護修繕工程設計方案》等考古調查簡報、專題研究、綜述、建筑勘查報告、修繕方案共 21篇文章。整體上看,收錄文章所討論的時間上限至前吐蕃王朝(約公元前 11世紀至公元 7世紀)時期,下限到清代;內容涉及西藏自治區境內的古遺址、古墓葬、石刻造像、古建筑、文化線路等的研究成果。
石碩、鄒立波、黃博的《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中國社會文獻出版社)一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石器時代從西藏高原舊石器中的華北文化因素、西藏高原源自華北的細石器傳統、西藏新石器遺址中來自黃河流域的農作物品種——粟(小米)、西藏卡若遺址中來自黃河上游的文化因素等西藏考古發掘的出土文物出發,論證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下編吐蕃時期則從唐蕃文化交流背景:唐朝的入蕃漢人、唐代典章制度對吐蕃的影響、漢地宗教向吐蕃的傳播、傳入吐蕃的漢文典籍、從唐地傳入吐蕃的物質文化、漢地傳入吐蕃的歷法技藝及其他等幾個方面探討了中原文化因素對西藏地區日益加深的影響。考古遺址發掘方面,藏王陵是歷代吐蕃贊普的陵墓,地處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區瓊結縣境內。陵區東西長約 2500米、南北寬約 1500米,面積約 375萬平方米。為了進一步明確陵區布局,并為配合藏王陵保護規劃的編制,2012—2013年,相關單位對藏王陵開展了地面勘測、石刻測繪、鉆探、試掘等工作。
在 2012年地表調查中,在 1號陵封土西北邊緣發現一段大致與封土邊緣平行的石墻遺跡,初步判斷可能存在附屬建筑遺跡。為了了解上述遺跡的結構和時代,經國家文物局批準,2013年 8月聯合考古隊在 1號陵周邊進行了小規模試掘,《西藏瓊結縣藏王陵 1號陵陵垣的試掘》(呂紅亮、霍巍、楊鋒、何偉、赤烈次仁、強巴次仁、夏吾卡先等執筆,《考古》第 9期)就是這次試掘的簡報。簡報認為,本次試掘的收獲可大致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首次確認 1號陵存在吐蕃時期的陵垣,這是藏王陵研究史上的重要突破,為研究藏王陵陵墓制度及其與唐陵制度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線索。第二,發現了吐蕃帝國崩潰后西藏地方政權曾在藏王陵陵區進行一系列修繕和祭祀活動,顯示出藏王陵作為一處“圣域”在西藏歷史中的特殊地位。第三,為藏王陵的有效保護提供了珍貴的考古資料。
列山墓地位于西藏林芝地區朗縣金東鄉列村東北約 1.5公里的列山南坡,墓地面積約 80萬平方米,已發現不同規模和形制的墓葬 213座以上,分為東、西兩區,東區墓葬 191座、西區 22座。1982年和 1987年,列山墓地曾試掘兩次。為了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其文化面貌,1993年夏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藏隊與西藏文物管理委員會聯合對列山墓地進行了歷時一個月的發掘,仝濤、趙慧民執筆的《西藏朗縣列山墓地的調查與發掘》(《考古》第 11期)就是此次工作的主要收獲簡報。文章分墓葬形制、出土遺物、墓地附屬遺跡(碑亭基址、房址)3個部分。結論認為:M155出土木構件的碳十四測年數據為距今 1275年,樹輪校正后為公元 682—888年。1982年發掘的墓葬碳十四測年數據為公元 700年和 740年,由此基本可確定該墓地為吐蕃時期遺存。列山墓地的墓葬形制和構筑技術也具有典型的吐蕃時期墓葬特征。從墓葬形制來看,存在多種形制共存的現象,意味著列山墓地使用了較長時期,墓葬的營建技術也有改進。關于列山墓地的墓主人,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吐蕃王室貴族或者地方上層統治者,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考古研究方面,在近幾年西藏西部的古墓葬中,故如甲木古墓葬中發現了迄今為止最早的茶葉遺物。這些“疑似茶葉”的植物出土時已呈黑色團狀,經測定內含只有茶葉才具有的茶葉植鈣體和豐富的茶氨、咖啡因等成分,因而可以確定“這些植物遺存都是茶葉”。據碳十四測年,其年代為距今約 1800年。
霍巍在《西藏西部考古新發現的茶葉與茶具》(《西藏大學學報》第 1期)一文中分析了阿里地區出土茶葉的考古意義。文章首先對藏族的飲茶習俗、文獻對茶葉來源的記載進行了介紹,然后以這次考古發現為依據,對早期西藏的飲茶習俗做了幾點重要推測,比如習俗在當地具有一定身份等級的人群中已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茶葉的食用方式是既可食用,亦可飲用,二者兼備;可能存在著當時用于飲茶的茶杯和茶碗,也可能出現將茶葉與奶制品、鹽等混合制作飲料的習俗等。文章最后認為,西藏考古的新發現再次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認識與舊有知識,證明茶葉傳入藏地的時間比起漢藏文獻記載所稱是公元 7世紀之后,要早出許多,大體可以肯定是在相當于中原漢晉時代甚至更早,便已經有一定規模和數量的茶葉進入到西藏高原。而且,這些最早的茶葉傳入藏地的路線與途徑,也很可能與后來唐宋之際通過“茶馬貿易”將四川、云南、貴州等漢藏邊地茶葉輸入到藏地的傳統路線——即所謂“茶馬古道”有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利用了漢晉時期通過西域漢晉“絲綢之路”,進而南下阿里高原,與漢地的絲綢等奢侈品一道,行銷到西藏西部地區。
在青藏高原早期史地研究中,古象雄王國的都城瓊隆銀城今地的問題,一直以來受到學界的關注和探討,張云的《象雄王國都城瓊隆銀城今地考——兼論象雄文明興衰的根本原因》(《中國藏學》第 2期)一文結合歷史文獻和實地考察,對學術界爭訟未決的象雄王國都城瓊隆銀城的今地進行了考證,認為就目前學界的主要觀點來看,瓊隆銀城位于今西藏札達縣的曲龍地方的看法從幾個方面都經得起考證,但在保護和開發上不應放棄卡爾東遺址,應該注重兩者的整體性。另外,文章對于象雄文明的形成及興衰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古代時期青藏高原地區繁榮的玉石之路、食鹽之路、茶葉之路、絲綢之路、麝香之路、白銀之路、苯教傳播之路等,均與阿里地區交集,在此助力象雄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通過交流借鑒推動象雄文明的誕生與燦爛,而其衰落也正是這些外部大環境的變化導致的。
青海省都蘭縣熱水河南岸的吐蕃三號墓曾出土 12塊長方形大石條,其中四塊各寫有一藏文字,學界對此已有探討。恰嘎·旦正的《都蘭吐蕃三號墓石刻考析》(《西藏研究》第 1期)一文對此進行了再討論,認為 4個石碑文字應該依次讀作“倫謝烏赤嘎”(???????????????),葬于該墓的人物也是吐蕃贊普時期的謝烏氏族重臣。對照文獻記載,謝烏大臣是對吐蕃政權的軍政大事有過重大功勛的重臣,曾經參與經略吐谷渾地,當地日后便成為由謝烏氏族部落的后裔謝烏大臣掌握政權、頒布法令的政治中心。因此依照慣例,這位重臣去世后,他的尸骨也就安葬于離吐蕃的首府拉薩相距千里之外的都蘭縣境內。同作者與桑吉尖措的《贈封“達賴喇嘛”尊號之寺院——仰華寺遺址考析》(《中國藏學》第 2期)一文對歷史上的仰華寺及其遺址進行了研究。文章首先介紹了仰華寺創建的歷史背景,然后綜合運用歷史文獻、遺址遺物、口碑資料等,通過文獻考證、實地考察等多層面的分析和研究,指出現位于青海省共和縣恰卜恰谷地的加拉舊城為仰華寺遺址。最后探討了保護仰華寺遺址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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