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國建立以來西藏歷史研究的幾個高潮及其特點
(一)和平解放至民阿主改革時期西藏古代歷史研究
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和西藏地方的重大歷史變革,既是西藏地方歷史的主要內容,也影響到西藏歷史研究的開展。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西藏問題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中國人民解放軍執行《十七條協議》和平進藏,驅除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使西藏地方脫離殖民勢力和分裂勢力的羈絆,中國政府對西藏地方不僅恢復完全主權,而且充分行使行政治理,使西藏地方結束30多年的非正常狀態,回歸祖國大家庭,為實現全國統一邁出堅實一步,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當時很現實和十分突出的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徹底揭露和批判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對西藏的侵略和破壞陰謀,結束西藏地方受外來干涉、受掠奪的屈辱歷史;一個是如何盡早消除長期隔膜造成的猜疑和誤解,增進和加強西藏地方各階層和祖國內地的聯系和友誼。這一時期涉及西藏古代史研究的論題主要集中在考察清朝末年以來外國勢力對西藏的侵略活動,以及探析漢藏兩族人民之間友好交往的歷史等方面。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同外國干涉者勾結,妄圖實現所謂“西藏獨立”,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隊在當地愛國僧俗人民的積極協助下,迅速平定叛亂,維護了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20世紀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是西藏地方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內容,為了配合實現這個重大社會變革的需要,由國家組織的西藏社會歷史調查是這一時期最為重要而意義重大的學術活動。與此同時,史學界對歷代中央政府在西藏采取的政策與制度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對舊西藏的社會性質予以探討。雖然發表的文章不多,但是,卻頗有分量,并使對相關問題的認識趨向明朗。
(二)改革開放以來的西藏古代史研究
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西藏古代史研究像其他學術研究一樣處于停滯狀態。只講階級斗爭史學,甚至出現影射史學,嚴重影響到客觀科學的歷史研究。“文革”結束以后,藏學研究獲得新生。藏學研究的內容大大豐富,不僅突破了傳統大、小五明框架,拓展到西藏社會歷史、經濟、社會、政治、宗教、哲學、文學、藝術、法律、教育、醫藥、歷算、語言、文字、考古、民俗、工藝技術等各個領域,而且不斷出現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藏學研究各門學科關聯性不斷增強的態勢。
就西藏古代歷史研究而言,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可以說是最為燦爛的時期之一,西藏古代歷史研究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飛躍。80年代中期,西藏社會科學院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先后成立,北京、西藏、甘肅、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區也相繼建立藏學研究所,以及各省區的藏學研究會,乃至民間藏學研究組織,創辦了《中國藏學》、《西藏研究》、《西藏民族學院學報》、《西藏大學學報》等藏學研究專業刊物,《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文物》、《考古》、《民族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西北民族大學學報》、《西南大學學院學報》、《西北民族研究》、《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甘肅民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等刊物,均刊載藏學研究論文,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所出版有《藏學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藏學研究論叢》,王堯主編有《賢者新宴》,四川大學藏學研究所出版有《藏學學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出版有《西域歷史語言研究輯刊》等,集中刊發包括有西藏古代歷史研究論文的藏學研究成果。
隨著研究生制度的恢復和發展,新培養的藏學研究人才不斷成長起來,30多年來國家培養了藏學方面的碩士研究生數百名,博士生百余名,西藏歷史研究者隊伍代不乏人,日益壯大;學術研究中的禁區不斷被打破,學術研究視野更加廣闊,幾乎在在古代史的各個方面都涌現出一批值得重視的研究成果。據初步統計,60年來,祖國大陸地區共出版藏學圖書3000多種,論文和其他文章約3萬余篇。“我國已擁有一支老、中、青相結合,以中青年科研業務人員為主體,藏、漢等多民族學者團結合作、優勢互補,科研方向覆蓋面較廣,具有較高理論素養和學術功力的藏學家隊伍。” [①]中國的西藏古代史研究不論是研究人員隊伍素質,還是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都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和繁榮的局面。四年一度的“北京藏學討論會”影響越來越大,“中國西藏文化論壇”、“中國藏學珠峰論壇”逐漸成為藏學研究的重要展示平臺,《藏漢大詞典》、藏文對勘本《中華大藏經》等重大項的目順利完成,展現出中國藏學強勁的發展勢頭和無限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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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巴平措《2008北京藏學討論會開幕式致辭》,《中國藏學》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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