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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三進西藏

發布時間:2019-04-03 15:00:00 | 來源:《中國藏學》1999年第1期 | 作者:劉忠 | 責任編輯:

新中國建立時,我國若干少數民族社會尚處于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中的寶貴遺存和活化石,具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鑒于已經或即將進行的民主改革將會使之迅速消失,為了將這些社會的情況,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教育后代,并供研究,1955—1956年,中央領導同志指示從各高等院校抽調教學人員,組成調查組前往少數民族地區,并指出這是具有“搶救”性質的調查。

1956年初起,我參加了西藏社會歷史調查組,先后三次進藏,從1958年起,我被任命為帶隊人,在黨委的領導和支持下,組織全組人員,進行對農奴制的調查,內容涉及各行業、各階層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為西藏民主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參考依據。后來,民主改革偉大實踐,使調查更為全面深入。

首次進藏

1956年夏第一次入藏。這時西藏還是原封原樣的農奴制度,還未改革。當時全組僅有六人,三個人搞社會歷史,兩個人搞舞蹈,一個人搞音樂。帶隊人是老藏學家李有義教授。我們在拉薩用了近兩個月的時間,閱讀工委積累的有關資料。同時,還請了一位藏族女老師教我們藏文。鑒于資料中缺少具體的典型資料,決定下去先從“解剖麻雀”入手。我們兵分三路,李有義先生去拉加里,王輔仁先生去昌都,我留在拉薩地區,到墨竹工卡調查。

我們先從能支持我們工作的上層人士的莊園牧場開始。我和三位在藏工作的同事一起,進入歷史上著名的十三萬戶之一的甲馬赤康谿卡。傳說中這里是松贊干布的誕生地,山頭上還建立有文成公主廟;莊園樓高五層,城墻高大,是西藏唯一的一座外環城廓的城堡式莊園。莊園領主霍爾康先生對我們的調查,持十分友好的支持態度。藏歷年時我見到了他,當我說到我們已盡可能地記錄了這個莊園的有關情況時,他說:“太好了。我曾有志于此,惜未實現。我是拉薩藏干校的藏文老師,我了解這項工作的意義。我的莊園的大門永遠向你們敞開,你愿意何時來調查都歡迎”。這里實際上是五個莊園組成的大莊園,在它的附近還有一個全部使用朗生勞動的小莊園。

調查工作進展順利,三周完成。接著我們又去倫布莊園。傳說這里是祿東贊的基地。這里是大差巴云登租賃的莊園。他將莊園情況一五一十地介紹給我們,甚至拿出賬本,有根有據述說一切,他說由于天災人禍,他已欠噶廈的債,希望早日看到改革,可以解脫他身上壓著的無法還清的債務。

調查塔巴寺的帕繞莊園時,我們遇到了障礙。該寺大管家因害怕改革,不愿向我們介紹情況,說自己記不清,要問你們到色拉寺問去;他禁止農奴向我們反映情況,還派了幾戶富裕差巴向我們“請愿”,要求我們不要“了解”什么情況;最后寺廟為了表示不滿,拴了五條“豹形大狗”擋門,不讓我們進寺與之聯系;還向農奴們散布,我們“調查”的目的是要取走他們的牛羊和土地。但是我們從貧苦受難的農奴處還是摸清了該地的一些基本情況。原來,這里的領主管家,將農奴毒打致死之事,比任何地方都多。

當我們在塔巴寺的調查受阻時,直貢寺大管家卻表示,歡迎我們去他們那里調查,愿意協助給予方便。此寺屬于噶舉派,自認受到格魯派的壓制,想訴他們的苦。直貢是歷史上的十三萬戶之一,地域跨兩個宗,比甲馬還大。因這里莊園牧場很多,我們無法作過細的調查,只選了若干“點”進行了解。接著我們了解全宗的情況,開了若干次的座談會,又以“走馬觀花”法跑了若干莊園。通過點面結合的典型調查,開始了解到西藏農奴制下的莊園的特點以及各等級和階層的狀況。鑒于前藏上層中有一部分對改革有疑慮,一部分持反對態度,中央確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不改革”的方針,我們奉命返京,以整理所獲的調查資料。

二次進藏

1958年夏,我們又一次赴藏,進行調查。這次人員增加,決定民族學院藏語實習班的師生,原則上都可以參加到調查中來,一面練藏語,一面收集資料。當時中央對調查有新的指示,一面調查,一面為少數民族編寫三套叢書。全國調查組由八個增至十六個,中央為各組任命了副組長,正組長由各省、自治區黨委委任。三套叢書中,簡史、簡志由調查組編寫,概況由地方編寫。

西藏工委十分重視此項工作。中央駐藏代表和工委書記張經武和副書記周仁山專門召開會議,研究調查和編寫的落實工作,決定由張向明同志任正組長,張振文和劉忠任副組長,并發文各區縣黨政組織,要求重視和支持這一工作,同時又按分工,組織了編寫叢書的班子;同意調查組先從調查入手,為叢書積累資料。鑒于當時的形勢和資料的掌握情況,確定調查組赴后藏、藏北牧區和東三區去調查。

我帶領一隊到后藏,分工委安排我與班禪的總管、堪布會議廳主任計晉美先生見面。我介紹和說明了這次調查和編寫叢書的任務,計先生聽后十分重視,表示支持,立即手書一文,要后藏各宗宗本接待中央派的調查人員,支持他們的工作。我們從日喀則出發,經彭錯林,再至拉孜,一路了解一些概況,點的調查選了吉普、托吉、桑珠等,既有屬官府的,也有屬貴族和寺廟的,這里任務完成后,又在日喀則選了安貢寺所屬的加馬卡莊園,特地了解寺廟莊園的特點。我們一面以莊園為重點,一面兼及各方,農牧業、手工業、家庭副業、各個階層和等級的關系以及他們的生活狀況、婚姻家庭、風俗習慣等。這些既可提供作為制定政策時參考,也是農奴制的真實記錄,為學術研究所需。

1959年2月,各組陸續返回拉薩,一面整理資料,一面學習張經武代表的講話。我組王輔仁先生在林芝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人頭骨等,可說揭開了西藏考古的序幕。為了頭骨鑒定,他返回北京,并代表調查組特地向張代表匯報,請示藏族史志編寫中的若干重要問題。張代表聽后,解答了許多編寫上的政策掌握和如何評價藏史的人物、事件等疑難問題,使叢書的編寫得以順利進行。

這時拉薩的氣氛緊張,噶廈中的反動分子與逃竄到西藏的康巴叛匪相勾結,氣焰囂張,劫持中央駐藏機關人員,攔截和襲擊軍車,強迫藏民跟他們走;在拉薩頻繁召集黑會,終于在3月10日發生叛亂。面臨這一形勢,調查組一面堅持編寫叢書,一面參加修筑工事,站崗放哨,防備叛匪襲擊;還與工委研究室同志編為一個民兵排,參加軍事訓練;同時我們還有幾位同志堅持聽藏文課。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藏文老師以達賴喇嘛斥責叛亂分子、連續給軍區譚冠三政委的三封信,作藏文講授教材,讓我們學習,直到17日得知達賴被叛亂分子劫持,離開西藏,他才停止講授。

在反動武裝叛亂即將爆發之時,編書有了新的考慮。有一天張向明同志來到我們宿舍,要我代為起草一份西藏工委致中央民委的電文:工委建議叢書中的西藏概況暫不編寫,待平叛和民主改革完成后再上馬;史志、叢書兩書不停,仍由調查組負責如期完成。不久民委回電同意。又過兩天,叛亂分子向中央駐藏機關和部隊發動進攻,不過僅三天就被平息。

考慮到當時拉薩的形勢,加以簡史涉及各省區的藏族,決定編史人員飛至成都編寫,僅留修志人員在拉薩。由于保證了時間,加以日以繼夜的緊張編寫,大約經過三四個月,各章初稿皆已完成。七月中旬,我們帶了初稿飛回北京,進行修改加工,爭取出版,以作國慶十年大慶的獻禮。

三次進藏

我們于1959年10月又一次返回西藏,計劃一面參加西藏的民主改革,一面從事調查和修改史志。這次由我任調查組長。先以一年的時間進行社會調查,力爭與民主改革相結合,進行更深入的調查。然后轉入修改和補充史志的編寫。我們體會到這次是真正的對農奴制資料的“搶救”,因為經過翻天覆地的大變革,人們很快會淡忘原有情況。當時已有藏族文學史組、藏語實習隊在拉薩。中央民族學院黨委指示:可按需要調出、轉入調查組,參加民主改革和社會調查。這樣調查組擴大到三十人左右。中央民院一些教授藏文的老師,如王堯、羅秉芬、佟錦華等也都參加了民改和調查工作。

當時前藏的民主改革部署早、進展快,走在全區的前面。經研究決定,調查組人員全部到后藏去參加民主改革運動。我們到了后藏后,經分工委研究,分為兩組,到日喀則和拉孜宗。我是到拉孜的,縣委劃了一個區,要我們“民改包干”,完成后派人來按標準驗收,如何結合調查,由我們自己決定。這對我們調查來說,真是好時機,有充分的時間,有良好的群眾基礎,民改中的分土地、劃成分、訴苦斗爭,都要核算登記,與調查要求一致。由于我們特別強調要保留和收集一切藏文地契、債契、帳本、封文等文書和經書古籍,不以燒文書契約的方法發動群眾,因而西藏的若干莊園得以保留了完整的檔案。這次調查較為充分深入,有的莊園的一個調查報告,就有三四十萬字之多。這在世界各國領主莊園史的記載上都是罕見的。

1960年夏,我們提前抽調十多人轉至黑河牧區去結合民改作調查,希望彌補牧區資料薄弱的缺陷;在完成后藏的民改和調查任務后,又組織四五個入,到江孜、亞東等地,調查歷史上藏族人民的抗英斗爭,以及著名的江孜制毯手工業。我們還了解了民改后各地尚流傳和收藏的藏文古籍經書情況,對其中的珍本還組織一些喇嘛抄寫。

年底,我們匯集各路人員在拉薩,開始史志兩書的編寫。由于西藏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兩書幾乎全部是重新擬訂提綱,另起爐灶;對編寫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組織了多次學術討論。當時我們在拉薩僅掌握少數的敦煌漢藏文文書,但是我們十分重視這批文書對藏族古代史研究的意義。大約在1961年夏,我們留一部分同志在西藏繼續調查,一部分返北京整理資料和編寫新稿。1964年簡史志相繼出版。1982—1987年,藏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1—10輯正式出版(其中7—10輯為西藏珞、門等族資料,系后來民族所調查)。

我們的調查工作,為黨制定民主改革政策提供了資料依據,也為研究農奴制提供了大量的寶貴材料;我們不但經歷了學術上的調研活動,也經歷了西藏舊制度的變革,經受了一次難得的戰斗洗禮。值此民主改革四十周年紀念之際,回憶當時的調查和參加民主改革的歷程,仍為能參加這一學術調查和社會實踐而深感欣慰;為西藏以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農奴制的巨大變革,為高原上日新月異的進步而由衷地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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