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民族區域自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立足于中國民族的實際和西藏的區情,植根于西藏和平解放尤其是自治區成立以來的歷史進程中,成為西藏社會建設、發展、穩定和改革的政治制度保障和動力源泉。西藏民族區域自治史,就是一部西藏民族當家作主,并在祖國大家庭中,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的歷史。科學認識這一歷史,就要將之統一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史之中,同時,要根據西藏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以及民族和宗教工作的理論與實踐等。其中,西藏的經濟社會發展是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物質技術基礎和力量源泉,它決定著這一自治的發展程度和水平。無論是考察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緣起和確立,還是發掘民族區域自治的發展動力和途徑,都不能不從其所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經濟社會基礎入手。恩格斯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1]民族區域自治是西藏由近代到現當代變革的集中表現,惟有以唯物主義歷史觀為指導,探究經濟這一歷史的、政治的、社會的和文化的根源,才能深刻揭示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本質和歷史必然性,并從中探索其發展的規律與特點。
一、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經濟動因
中國是一個單一制的多民族國家,但無論是從區域還是從民族而言,區域間或民族間經濟、政治的發展都是不平衡的。作為新中國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在關于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上,規定要“既利于國家統一,又利于因地制宜”;在關于民族關系問題上,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均有平等的權利與義務”;同時,“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2]《共同綱領》的這些規定及其精神,對于全國各地和各民族都具有普遍的意義和廣泛的約束力,而對于當時尚未實現解放的西藏及其各民族來講,則規定了其未來發展的方向、道路和目標,成為其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政治和法律基礎。因此,西藏與全國其他民族聚居區一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在新中國建國伊始就已經確定,廣義上的西藏民族區域自治應該說從這里就開始了。盡管西藏自治區至《共同綱領》頒布16年之后才正式成立,但這正說明了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歷史必然性和艱巨性。因為,在西藏之所以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歷史合力中,起決定作用的經濟社會因素在西藏不僅未絲毫削弱,而且呈不斷增長之勢。這就是,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既是為了實現和保障民族間政治的平等,又是為了滿足民族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尤其是在民族政治和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礎上,因西藏經濟、文化落后而導致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的存在,最終要靠西藏經濟社會的發展來逐步解決。
周恩來在《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中分析民族區域自治問題時指出,與蘇聯不同,“在中國適宜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無法建立民族共和國。歷史發展沒有給我們造成這樣的條件,我們就不能采取這樣的辦法。歷史發展給我們造成了另一種條件,就是中國各民族雜居的條件,這種條件適宜于民族合作,適宜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他還指出,“我們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這種民族區域自治,是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正確結合,是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正確結合。”[3]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一方面基于藏族與其他民族雜居的條件,另一方面基于藏族又在西藏形成聚居的局面,因此它同樣是這兩種自治的正確結合。其中,西藏之所以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經濟社會因素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一)要想實現西藏民族的當代發展,就必須首先要擺脫半殖民地經濟和封建農奴制經濟的嚴重束縛,而民族區域自治是反帝反封建的,是實現民族平等的 和平解放前,西藏實行的是封建農奴制經濟,并在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遭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剝削,致使西藏經濟社會長期處在封閉、停滯和衰敗的狀態。和平解放后至民主改革前,盡管擺脫了半殖民地狀態,但封建農奴制經濟仍然占統治地位,并嚴重束縛著西藏經濟社會的發展。解決這樣的經濟社會矛盾,首先就是要驅除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為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使西藏人民獲得解放,回到祖國大家庭中來,并與國內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樣的民族平等的權利,發展其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之際,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來中央舉行和平談判并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該協議規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力。”同時,“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4]西藏驅除帝國主義勢力,使包括經濟社會在內的整個西藏各項事業擺脫了半殖民地化。同時,早在還處在經濟恢復時期的解放初期,為了幫助西藏發展經濟建設事業,中央就投入了大量資金(直接投資2億余元)修筑康藏公路、青藏公路。從此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才有了初步的經濟社會條件。
上述條件雖是必要的,但顯然還不充分。在國務院1955年3月9日通過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后,《人民日報》發表《西藏地方工作發展的新階段》社論指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一項復雜細致的工作,因此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它的工作過程中,應該充分估計西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的特點,努力團結各方面人士,加緊培養為將來自治區機關所必需的民族干部,積累工作經驗,為將來正式成立統一的西藏自治區創造各種條件。”[5]要獲得民族區域自治所必備的經濟社會條件,就要逐步廢除西藏封建農奴制,完成西藏民族民主革命,實現西藏社會主義改造,并與全國各族人民一起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現共同富裕。十世班禪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實行民主改革是西藏民族向前發展和進步、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必須經歷的過程,也是藏族廣大人民切身的要求。如果不經過民主改革,西藏廣大人民的力量和勞動的積極性就不能得到發揮,社會經濟就不能發展,以往落后的狀況就不能改變,西藏民族的進步和發展也就不可能實現。”[6]當然,也就無法使西藏達到中國各民族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共同繁榮的地步。
西藏內部的民主改革和社會改造是西藏人民獲得徹底解放必須完成的歷史性任務。由于西藏地區社會經濟各方面比漢族地區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有很大的不同,在西藏地區進行改革時所采取的辦法,也必須與漢族地區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有所不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確定西藏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要進行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包括貴族和寺廟喇嘛在內。西藏地區的改革,采取的是由上而下、和平協商的辦法,按照大多數人民的意愿進行的。首先是充分發動群眾,大力開展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制度、反對奴役和進行減租減息的運動,其次是進行土地改革,徹底消滅封建農奴制度。經過民主改革和西藏農牧業與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西藏自治區成立的經濟社會條件業已基本成熟。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舉行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西藏自治區宣告正式成立,西藏的歷史也由此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二)要想實現西藏民族的當代發展,應當繼承和發展而不是削弱甚或割裂藏族與其他民族在歷史上的經濟社會聯系,而民族區域自治既能保證聚居區又能保證雜居區民族享有自治權利 西藏以藏族為主體民族,但藏族在歷史上也是與中國其他民族相雜居的。如在青海、甘肅、四川和云南,則分布有藏族自治州、自治縣,這些地方和所在省的經濟社會關系極為密切,便于合作。經濟社會活動的特性決定,民族經濟要發展,不僅不能割裂這種經濟社會聯系,相反要能夠維護和加強這種關系,以促進交流和互補。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僅在西藏可以有以藏民族為主體的民族自治區,而且藏族可以分別在很多地方實行自治,如建立藏民族的自治州、自治縣、民族鄉等。這樣一來,在經濟上,不僅使聚居在西藏的藏族及其他民族能夠充分享受到包括經濟自主在內的自治權利,而且使雜居在其他地方的藏民族在與所在省加強經濟聯系的基礎上也能享受到相應的自治權利,并有利于本民族之間以及各民族之間的合作互助,以求得共同發展和繁榮。
(三)要想實現西藏民族的當代發展,應當尊重和發展西藏經濟社會的民族形式,并利用這些民族形式推動其經濟社會發展,而民族區域自治則能夠賦予西藏民族維護、發展和變革其民族經濟形式的自主權利 民族地區的經濟是民族的,具有其民族特性,不僅歷史上形成一定的民族形式,而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也要通過其經濟社會的合理的民族形式,實現民族經濟社會的發展。西藏民族有著自己傳統的經濟生產方式和經濟生活習慣,并表現為相應的民族形式,如青稞生產,牦牛經濟、酥油茶經濟、氆氌經濟、藏醫藏藥生產以及宗教方面的經濟活動等。這些民族經濟形式,是建立在以藏民族為主體的西藏民族的生活條件的基礎上的。發展這些富有民族習慣的經濟方式,才易于被西藏民族所接受,才能夠比較適宜地為西藏民族的社會生產和生活服務,因而也才能夠滿足西藏民族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這些民族經濟形式的改變,從根本意義上要依靠本民族經濟社會基礎本身的發展,是不可隨意或武斷地進行改革的。如果不注意民族的特點和習慣,而搞“一刀切”,則是行不通的。在民族區域自治下,西藏人民能夠根據本區域本民族的經濟社會形式,自主安排其生產和生活,或在自覺自愿的基礎上,以有利于發展民族經濟為目的,改變其經濟社會的某些具體的民族形式。
(四)要想實現西藏民族的當代發展,必須依靠和調動西藏民族與西藏人民在經濟社會改革和發展方面的積極性與創造性,而民族區域自治是保障西藏民族推動西藏發展的主體地位,實現其生存權和發展權最好的形式 從歷史上看,舊西藏遺留給新西藏的,是對其發展的很多不利的政治和經濟條件,要消除這些不利條件,關鍵在于西藏要進行社會改革。周恩來在談到民族繁榮和社會改革的問題時說,“我們新中國就是要幫助各民族發展,這就必須實行一個根本性的措施,就是進行社會改革。社會改革是我們中國各民族的共同性的問題。”“我們所說的社會改革,最根本的是經濟改革。”[7]而在西藏實施這樣的經濟社會改革,中央是不加強迫的,而應以西藏民族和人民的意愿為轉移,由西藏地方自動進行,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采取協商的辦法解決。毛澤東在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簽訂后不久就指出,“因為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項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風俗習慣的改革,如果不是出于各民族人民和人民有聯系的領袖們自覺自愿地去進行,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強迫地去進行,而由漢族或他族人民中出身的工作人員生硬地強制地去進行,那就只會引起民族反感,達不到改革的目的。”[8]同時,改革也需要充分發動藏民族和人民大眾。離開了這些,改革是難以推行的,也不可能成功。因為西藏人民最了解西藏的具體情況,只有尊重他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廣大藏族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為西藏經濟社會的發展注入無窮的力量和源泉,并逐步提高他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即使在全國各民族和各地支援的情況下,沒有西藏人民積極性和創造性的調動和發揮,要改變西藏歷史上經濟文化長期落后的面貌顯然也是不可能的。
上述經濟社會因素是民族的,也是具有很強的區域性的。它們在與民族平等、團結、合作和互助相結合中,成為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經濟動因,并在西藏民族區域自治之下,在歷史上發揮了或正在發揮著推動西藏社會發展和改革的基礎性作用。正是在這些經濟社會因素與民族平等基礎上的西藏民族政治因素的有機結合,才基本消除了因歷史上經濟、文化落后導致的事實上的不平等和民族歧視,實現了西藏民族與全國其他民族之間真正的和全面的民族平等。
二、西藏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經濟體制
西藏的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來的,也是在建立和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以及改革開放后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進程中逐步發展和完善起來的。西藏實施民族區域自治,要依據一定的經濟體制作基礎,其運行體制要有相應的經濟體制作支撐。反過來,西藏民族區域自治不僅維護其適宜的經濟體制,而且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動力,指明方向,鞏固成果。崐根據西藏社會性質的變革,即由封建農奴制社會經社會主義改造跨越式地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以及相應的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醞釀和西藏自治區的籌備、成立與發展的實際,將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經濟體制建設分為如下四個時期。
(一)西藏和平解放至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初步形成國家幫助和西藏地方爭取生產自給與促進貿易相結合的經濟體制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依然保持著封建農奴制經濟,這一經濟形態嚴重制約著西藏社會生產力的發展。1952年4月1日,毛澤東針對當時拉薩等地物價高漲,康藏公路短期難通,軍隊生產尚難自給,西藏人民的物質福利一時難以有所改進的形勢,指出“我們在政治上必須采取極端謹慎的態度,穩步前進,以待公路修通、生產自給并對藏民物質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談得上某些較大的改革。”[9]為此,他在4月6日進一步指出,“我們惟靠兩條基本政策,爭取群眾,使自己立于不敗。第一條是精打細算,生產自給,并以此影響群眾,這是最基本的環節……第二條可做和必須做的,是同印度和內地打通貿易關系,使西藏出入口趨于平衡,不因我軍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爭取使他們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們對生產和貿易兩個問題不能解決,我們就失去存在的物質基礎。”[10]在這一思想指導下,1952年12月,西藏工委成立財經委員會,統管西藏的財政、金融、貿易、工交、建筑工程等,并籌劃西藏地方的財經工作。中央在西藏隨之建立了一批國營經濟機構,如中國人民銀行拉薩辦事處、西藏國營貿易總公司、拉薩郵電局;在昌都、日喀則、那曲、江孜、丁青、波密、亞東、噶大克建立的銀行、貿易和郵電的分支機構等。[11]這些作為西藏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部分,隨著其在西藏經濟中主導地位的顯現,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西藏的財經統一,以及金融、郵電等方面的經濟發展,也為西藏籌備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和在國家的幫助下建設新西藏打下了一定的物質技術基礎。
(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至西藏民主改革,進一步形成國家投資重點建設和西藏地方統一財經管理相結合的基本框架 1955年國務院全體會議第七次會議通過關于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根據決定,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是負責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的帶政權性質的機關,受國務院領導。該委員會的職責之一是負責協商和統一籌備辦理有關西藏地方建設和其他應辦而又可以辦的事宜。同時,這次會議還通過了關于幫助西藏地方進行建設事項和關于西藏交通運輸問題等決定。根據這兩項決定,國家將繼續對康藏、青藏公路進行整修、養護工作,加強管理,并在西藏繼續修筑公路;在拉薩、日喀則等地分別建立水力、火力發電站和皮革廠,小型鐵工廠,修筑河堤水壩,擴充農業試驗場等。[12]這就是說,西藏民族區域自治區的籌備是與西藏在國家幫助下的重點建設同步展開的,因此也必將隨著這些重點建設的實施而加快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歷史進程。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除設立有辦公廳、宗教事務委員會、民政處、文教處、衛生處、公安處外,還設立了財政經濟委員會、財政處、建設處、農林處、畜牧處、工商處和交通處,以促進和加強西藏經濟管理工作。根據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組織簡則第八條第二款的規定,財經委員會“在中央統一財政經濟方針和計劃下,結合本區的具體情況,統一指導和計劃經各方面協商同意的地方財政經濟建設”。1956年8月3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討論并通過了《財經委員會的暫行工作任務及本年第三季度工作計劃》,提出財經委員會的工作任務主要是:調查研究全區資源,統一規劃全區經濟建設計劃;統一籌劃辦理重大經濟建設事項及幫助各經濟主管部門解決重大經濟建設中的困難;督促和檢查各項財經政策及重大措施的貫徹執行;處理和解決各財經部門之間的統一工作步調及工作配合等問題;了解各財經主管部門主要工作進行情況,指導和幫助各財經部門日常工作的進行。[13]《關于西藏地區1956—1960年五年規劃的初步意見》,也由西藏工委于1956年7月10日上報中央審核。西藏地方基本建立起以財經委員會為主管機構的經濟管理的組織框架,其財經工作也逐步納入到計劃管理的軌道。這一發展不僅促進了對西藏舊有經濟體制的破除,而且推動了西藏財政經濟與全國的協調統一,使國家的投資與西藏地方的需求相結合,并以生產自給為立足點,增進了對西藏經濟自主發展能力的培養。
(三)西藏民主改革至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并在穩定個體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開始實行計劃經濟管理 在封建農奴制度下,西藏的經濟命脈操縱在官家、僧侶和貴族的手中。而我們要實行的西藏民族區域自治,是以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作為自治的民族基礎和社會基礎的,只有這一民族、社會基礎與相應的經濟基礎相結合,才能奠定民族區域自治堅實而充分的基礎。為此,就必須進行民主改革,廢除封建農奴制。否則,進行較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的條件是不具備的。本來,在第二個5年計劃期間在西藏地區不實行民主改革,第三個5年計劃期間是否進行改革,還要到那時看情況再定。但由于西藏分裂主義勢力發動了武裝叛亂,民主改革不得不提前進行。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做出關于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該決議認為,“西藏的社會制度是一個反動的、黑暗的、殘酷的、野蠻的封建農奴制度,只有實現民主改革,才能解放西藏人民,發展西藏的經濟和文化,為建設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的西藏奠定基礎”。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在農業區,對于參加叛亂的三大領主(包括其代理人)的土地實行“誰種誰收”;對于未參加叛亂的三大領主(包括其代理人)出租的土地實行‘二、八’減租。解放朗生,廢除人身依附,改為雇工關系。對于三大領主1958年以前放給勞動人民的債務,一律廢除;未參加叛亂的領主在1959年放給勞動人民的債務,實行減息。在牧業區,對未參加叛亂的牧主的牲畜,仍歸原牧主所有;對于參加叛亂的領主的牲畜,仍由原放牧的牧民放牧,收入歸放牧的牧民所有。同時實行牧工、牧主兩利政策,減少牧主的剝削,增加牧民的收入。牧區的債務問題,按農業區辦法處理。[14]在此基礎上,根據西藏百萬農奴的要求,民主改革轉入以分配土地為主的土地制度改革階段。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宣布,廢除封建農奴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民主改革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不僅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而且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奴參與這一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革的積極性,培養了他們做西藏主人的意識和樹立并擔負起建設新西藏的責任,一大批民族干部也從中成長起來。《中共西藏工委關于西藏地區土地制度改革方案》指出,“普遍地大量地培養藏族干部,是民主改革工作中的重要任務,只有大批地、忠實于黨的當地藏族干部培養起來之后,我們的黨才能在西藏地區深深的扎下根,西藏問題才能夠獲得徹底解決。”藏族干部的培養,為實施民族區域自治進一步準備了民族干部基礎和組織保證,推進了干部民族化的進程。
在實行民主改革和農民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西藏建立地方性的計劃經濟體制步伐加快。1959年9月,西藏工委成立了計劃委員會。1961年4月,西藏工委計劃委員會與工委工交部合并成立了西藏工委經濟計劃委員會,后改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經濟計劃委員會。經濟計劃委員會也在各市縣逐步建立起來。[15]由此,西藏在“穩定發展”方針指導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統一計劃管理的新階段。
(四)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和社會主義改造以來,西藏進入社會主義全面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 在改革開放前,通過實施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經濟基礎和經濟體制雖在曲折中摸索,但仍有所增強和完善。西藏農牧區實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其初期有計劃有步驟地試辦初級社性質的人民公社,推進了通過合作制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但在其照搬內地人民公社的形式以后,則嚴重脫離了西藏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挫傷了廣大農牧民的生產積極性。城市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雖然受“文化大革命”的沖擊比較大,但還是基本保障了城市生產和居民生活的供給。
改革開放以來,西藏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其初期,改變了人民公社體制,代之以鄉和村的建制,并以發展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黨中央1984年3月在北京召開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后,西藏從自身實際出發,實行的是以家庭經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主的生產經營政策,其經濟狀態逐步從封閉式經濟轉變為開放式經濟;在家庭經營責任制上“兩個長期不變”,即“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和“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尤其是在全國確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改革目標后,西藏本著積極穩妥、循序漸進、全面推行、結合實際、適當變通的原則,不斷深化農牧區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歷史性轉變,使西藏與全國經濟體制基本達到統一,促進了區內市場與全國市場的統一,并從根本上改變了西藏經濟長期相對封閉的狀態,而且通過市場的培育和發展,使西藏經濟從“輸血”型向“造血”型轉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西藏繼續加強農牧業的基礎地位,穩步發展第一產業,有重點地發展第二產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并適度超前發展交通、能源、郵電通訊等基礎設施,大力鼓勵、引導和發展各種股份制經濟。這樣,在經濟上,廣大農牧民和城市居民就有了更多更大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和自我管理權,鞏固和增強了其在西藏經濟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和自主能力,相應地在政治上也有了越來越多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鞏固和增強了其在西藏民族區域自治中的政治主體地位,并從整體上提高了藏民族的自治素質與能力,進而推動著西藏民族區域自治在《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范圍內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
三、西藏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經濟自主權利及經濟社會發展能力
西藏社會的基本矛盾決定,發展工業、農業、牧業生產,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是西藏自治區成立后的一項最根本的建設任務。鄧小平曾指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把經濟搞好,那個自治就是空的。少數民族是想在區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處,一系列的經濟問題不解決,就會出亂子”[16]。
在民族區域自治條件下,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如下自身優勢與特點:
首先,民族區域自治賦予了藏民族從未享有的經濟社會權利。根據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西藏自治區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原則下,有權根據本地情況采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加速西藏的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有權在國家計劃的指導下,根據本地方的特點和需要,制定經濟建設的方針、政策和計劃,自主安排和管理地方的經濟社會建設事業;有權管理、保護和優先利用本地的自然資源;有權管理地方財政,自主安排使用本地的財政收入;有權自主發展民族教育和文化事業,自主管理本地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權在財政、金融、稅收上享受國家的優惠政策。西藏人民在民族平等的基礎上履行這些經濟社會權利,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內涵和實質所在。
其次,中央政府在西藏工作上確立了中央西藏工作會議制度,并為西藏各方面建設事業特別是經濟社會發展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為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大推動力。中央在1980年、1984年、1994年、2001年先后召開的4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都是在西藏經濟社會發展處于關鍵時期召開的,其所制定的關于西藏發展的戰略、策略和政策,充分貫徹和體現了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始終貫徹和執行了鄧小平關于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發展經濟和改革開放的思想,并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得到繼承和發展。中央關于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指導原則和基本政策,概括起來就是:一切從西藏實際出發,充分發揮西藏自身的優勢,使西藏人民充分擁有和分享經濟發展的權利和利益,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學水平;促進西藏經濟從加快發展到跨越式發展,促進西藏社會局勢從基本穩定到長治久安;把國家對西藏的巨大投入同實現各族群眾的根本利益結合起來,把改善廣大農牧民的生活水平作為一項戰略任務,把幫助群眾脫貧致富作為制定經濟社會發展一切措施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第三,西藏自治區按照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總體要求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有關規定,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實際的配套性地方法規、政府規章、政策和措施,不斷把民族區域自治的政治優勢轉化為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勢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截至到2004年,西藏自治區已先后制定或批準了212個地方性法規、決議、決定等,制定了10多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1987年頒布了《關于深化農牧區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1990年2月正式頒布了《西藏社會經濟發展戰略》(設想)。1992年西藏自治區先后做出了《關于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定》、《關于加快西藏第三產業的決定》、《關于加快發展鄉鎮企業的決定》。1995年西藏自治區制定了《西藏自治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制定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每年的財政計劃都要通過人大的法律監督和審議通過。西藏各級人大代表恪盡職守,認真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在歷屆人大會議上,共提出議案、建議、批評和意見6千余件,內容涉及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其中關于農牧業發展、鄉鎮企業發展、擴大開放、加大改革力度等方面的有1300多件。特別是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各級人大代表尤其關注環境資源及生態保護工作,經代表建議提出的拉魯濕地保護工程、城區水泥廠污染治理、西藏東部“長江上游天然林保護”工程、珠峰地區生態保護工程、藏北羌塘保護工程等全區乃至全國的重大環保項目,在自治區和國家有關部門的主持下得到了全面實施。
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經濟社會權利的履行和實踐,表現在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全方位地體現在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西藏自治區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農牧民的經濟社會權利不僅得到了保障,而且生活水平和質量有了顯著提高。從1965—2003年西藏國民經濟主要指標的比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變化和發展。詳見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1965—2003年間,西藏三種產業指標年均增長率分別是7.8%、4.0%、11.7%、11.2%和5.8%。2003年西藏生產總值(GDP)達到184.59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2.1%。經過近40年的發展,西藏產業結構調整有了重大突破,三種產業比重調整為22.2:26.1:51.7。現代工業從無到有,逐漸成為帶動西藏經濟快速發展的支柱。迄今為止,西藏已建立起包括能源、輕工、機械、紡織、化工、采礦、建材、印刷、食品加工等20多個門類,富有西藏地方特色的現代工業體系,培育出藏藥、青稞啤酒、青稞麥片、牦牛肉干等名優新特產品。旅游業成為西藏經濟的支柱產業。2003年,西藏旅游業總收入占西藏生產總值(GDP)的5.6%。藏醫藏藥產業發展方興未艾,并逐漸顯現其強勁的后發優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結合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新形勢,西藏自治區還加快修訂和完善了西藏招商引資政策、優勢產業發展指導目錄,積極開拓與周邊國家的邊境貿易。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國家的有力支持下,西藏自治區不斷加大農業的各項投入,重點突出生產條件的改善,建成了各類水利工程1.6萬多處,實施了以現代科學技術和工程為手段的大規模農業綜合開發項目——“一江兩河”工程,包括以雅魯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薩河、年楚河中部流域綜合開發區18個縣為重點的大批農業基礎項目、13個縣為主的“小片區農業綜合開發”、涉及18個縣的“扶貧式農業綜合項目”等。在畜牧業領域,西藏長期以來重視草地建設,生產及防抗災基地建設,各種畜禽場、站建設和牧區開發示范工程建設等,大大提高了畜牧業發展的整體水平。
西藏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了城鄉居民生活的改善。2003年,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1690元,90%的農牧民新建和重建了住房。西藏貧困人口由48萬人下降到4萬多人,大部分群眾已經基本擺脫貧困實現了溫飽,有相當一部分群眾已邁向小康。西藏各項社會權利得到全面落實,其中,教育得到普及,全區已有55個縣通過了國家的“普六”驗收,“普六”人口覆蓋率達到79.6%;17個縣通過了國家的“普九”驗收,“普九”人口覆蓋率達到30.9%;全區脫盲縣達到40個,文盲率下降至30%以下。不僅如此,從1985年開始,作為援助西藏建設的重點項目,中央政府在內地21個省市開辦了西藏班(校),為西藏培養大中專畢業生近萬人,包括碩士、博士等高學歷人才。西藏醫療衛生事業發生深刻變化,人民的健康水平顯著提高。具體表現在:形成了以藏族為主的衛生醫療隊伍和遍布全區城鄉的醫療衛生網。由于西藏人民享有的健康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西藏人口由1959年前的100萬人增加到現在的270多萬人;嬰兒死亡率由1959年前的43%下降到3.1%;人口平均壽命從35.5歲提高到了現在的67歲。2003年末,西藏自治區總人口為270.17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7.4‰;死亡率6.3‰,自然增長率為11.1‰。[17]近年來,中央政府在資金和技術上進一步加大對西藏地方病和傳染病的防疫和治療的力度。在2003年遭遇“非典”突然襲擊和2004年初“禽流感”威脅中,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高度關心和重視,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成功應對,取得了防治工作的階段性勝利。
婦女的發展水平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社會進步程度的尺度。西藏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徹底改變了1959年以前西藏封建農奴制度下對婦女的歧視和壓迫制度,保障和發展了婦女的各種權利。到2000年,全區女干部占干部總數的32.82%,婦女受教育程度和整體素質大幅度提高。到2000年底,全區女童入學率為85.6%,比1990年增長了18.2個百分點;全區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女生占在校學生總數的44%;全區女性文盲率占41%,比1990年的77.7%降低了36.7%。婦女衛生保健水平顯著提高。到2003年,全區建立婦幼保健院(站)53所,73個縣(市、區)、600多個鄉(鎮)衛生院可以提供基本的婦幼保健技術服務,受益婦女兒童近54.5萬人。孕產婦住院分娩率為20.1%,比1990年增長了16.5個百分點。婦女就業領域不斷拓寬。西藏自治區女性從業人員占從業人員總數的46.8%,全區女職工人數占職工人數的34.5%。
西藏民族區域自治近40年的發展表明,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為西藏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開辟了廣闊道路。然而,由于自然、歷史、社會等原因,西藏經濟底子薄,發展起步晚,生產要素分散,市場發育不足,人才匱乏,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經濟社會運行成本高,與全國發達地區存在實際的差距。因此,從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基本實現溫飽到實現小康社會,對于西藏來說是一個新的歷史跨越和更加艱巨的社會系統工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定不移地推進西藏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和跨越式發展,西藏人民才能與全國人民一道,不斷把小康發展水平從初步向著較高目標推進,實現共同富裕。
四、新時期西藏民族區域自治能力建設的經濟社會分析
民族區域自治能力,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民族和人民及其自治機關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將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與本地區本民族的實際情況相結合,貫徹落實科學的民族政策,依法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發展本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事業,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民族區域自治區的本領。民族區域自治的能力根源于民族的經濟社會基礎,集中表現為本民族的物質技術力量、精神力量和內在的整體素質,尤其是民族干部隊伍和民族自治機關科學決策、民主管理、依法執政的能力和水平。
評價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能力,首要的是必須考察這一自治賴以實施的經濟社會基礎及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經濟的能力,因為是它最終決定著西藏社會政治的穩定性、民族的和諧及文化教育的發展程度等,并決定著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能力建設,既經歷了一個曲折復雜的歷史過程,又必將需要一個發展創新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會一勞永逸。西藏民族區域自治在經濟社會領域的歷史經驗,主要是:首先,國家的統一,各民族的平等團結與共同發展,是西藏人民當家作主、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前提和條件。其次,始終把發展作為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第一要務,維護好、實現好和發展好西藏人民的自治權利和根本利益,努力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富裕,是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核心內容。第三,西藏人民是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主體,尊重其歷史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是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獲得不竭動力的源泉和根本出路。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曲折發展和人類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背景下,西藏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著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面臨著保持社會穩定和反分裂斗爭的嚴峻考驗,以及處理好日趨復雜的社會利益關系和繼續深化改革的艱巨任務。同時,西藏經濟社會發展與全國一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歷史關鍵時期,尤其是隨著我國西部大開放的深入推進,如青藏鐵路等大型基礎設施的建設,西藏發展的基礎日益堅實,步伐進一步加快。總體看來,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社會政治條件、經濟社會環境和矛盾關系變得更加復雜。應對這些挑戰和考驗,必須充分依靠民族區域自治的發展和完善,以加強西藏民族區域自治能力建設為做好西藏工作的著重點。其中,適應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不斷提高民族區域自治的能力,必須進一步鞏固和增強經濟社會在民族區域自治中的基礎性地位與作用。舍此,一切則無從談起。
從經濟社會領域加強民族區域自治能力建設,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牢固樹立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發展的戰略思想。以科學的發展觀為指導,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從西藏的實際出發,統籌城鄉、區域、經濟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正確處理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合理劃分經濟社會事務管理的權限和職責,維護中央的統一領導,并切實發揮西藏地方的積極性。要在推進西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合理調整西藏經濟結構,深化改革開放,實施科教興藏,促進科技進步,著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全面提高西藏區域經濟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
從經濟社會主體上加強民族區域自治能力建設,首先必須加強民族干部的培養和自治機關的建設,不斷提高其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其次,努力培育民族經濟企業的競爭力和自主創新能力,增強民族產業的發展活力和效率。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引進先進技術、外資和智力,開發區內人力資源,保護知識產權,促進區內各種市場主體在更大范圍參與國際和國內經濟技術合作與競爭。再次,維護和保障西藏人民的經濟社會權利,把他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充分調動起來,盡可能地引導好、發揮好。同時,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注重社會公平,重視擴大就業、再就業和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不斷把西藏建設成為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和諧社會的能力提高到新水平。
從經濟社會管理上加強西藏民族區域自治能力建設,必須進一步加快地方性自治法規體系的建設步伐,特別是要加強地方經濟立法工作,依法保障西藏的經濟自主權利,鞏固改革開放和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積極成果,規范和發展健康、合理、有序的經濟社會秩序。在民族區域自治條件下,一方面要根據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努力破除一切妨礙發展的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另一方面要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趨利避害,進一步完善西藏經濟自主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方式,努力建立和發展切合實際、充滿活力、富有效率、健康運行的經濟管理體制,進而把西藏的經濟管理水平提高到新階段。
從經濟社會安全上加強民族區域自治能力建設,就是要把西藏經濟的命脈和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西藏人民手中。因此,從根本意義上就必須正確處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關系,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揮國有經濟在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對于西藏經濟的民族形式,要在遵循經濟規律和民族區域自治規律的基礎上給予繼承、發展和創新。同時,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沒有改變,其中利用民族問題打開缺口,是國內外敵對勢力進行和平演變的重要手段。在這種復雜情況下,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正確處理好關系西藏發展的各種矛盾問題,并在經濟社會領域提高辨別正常的經濟活動和在經濟活動掩蓋下的各種滲透、顛覆或分裂活動的能力,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區別對待。既要保護好經濟社會的正常秩序和經濟活動主體的正當利益,促進經濟發展,又要堅決果斷地打擊各種破壞活動,維護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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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恩格斯:《反杜林論》[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7—618頁。
[2]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匯編》(1949—1990年)[Z],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3頁。
[3]周恩來:《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A],《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258頁。
[4]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Z],《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紀念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0—91頁。
[5] 《人民日報》[N]1955年3月13日。
[6] 《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班禪額爾德尼的報告》[R],《新華半月刊》1956年第10號第8—9頁。
[7]周恩來:《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A],《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頁。
[8]毛澤東:《必須恪守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A],《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頁。
[9]毛澤東:《對西藏在政治上必須采取極端謹慎的態度》[A],《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頁。
[10]毛澤東:《關于西藏工作的方針》[A],《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2頁。
[11]多杰才旦、江村羅布:《西藏經濟簡史》[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
[12] 《人民日報》[N]1955年3月13日。
[13] 《西藏日報》[N]1956年8月5日。
[14]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主要文件》[Z]第1—3頁。
[15]多杰才旦、江村羅布:《西藏經濟簡史》,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頁。
[16] 《鄧小平文選》[C]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頁。
[17]西藏自治區200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西藏日報》,2004年4月8日,西藏自治區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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